上海虹桥边检站在虹桥商务区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设立“移民管理服务平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有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起落。
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对特殊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
各国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与博弈强化，牵动着国际关系调整演变和国际力量分化组合。资源相对不足、环境容量有限，成为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征。要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管好用好政府公共投资，引导投资向重点领域倾斜，建设好关系发展全局和保障民生的重大工程，增强发展后劲，提高发展水平。要把创新发展与绿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扩大开放，有一个完善开放格局的问题。
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超过５０％，这意味着有一半以上人口将工作和生活在城镇。这样做，既可以为社会资本开辟更大的投资空间，促进社会建设，又可以使政府更好地集中财力，履行保基本的职责。英国也是如此，失业率一度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不到80年代的一半。
大量的问题包括养老保险、义务教育、建立城乡统筹的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财政该花钱就花钱，该发债就发债，包括国债大有可为，地方市政债这个正门一定要打开，这比搞各种各样的平台贷款好得多，基础设施公司债也有巨大潜力。便宜是事实，但和汇率关系不大。换言之，我们缺乏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规划。对发达国家来说，服务业高度发达，对中国来说，这方面还非常落后。
二是从全球经济复苏中受益。郭树清：坚持普及住房基本国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要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我们整体上讲政府主导，但在某些方面却缺乏政府规划，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做专门的计划。中国的信息化也在前进，有些尖端行业如高速铁路、新能源和新发电设备等已经靠近世界先进技术，但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还差很远。地区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界定长期不甚清楚，城市规划布局有问题，土地制度有问题，财税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直到教育、文化、卫生等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都有关系。《财经》：这些都涉及到公共政策以及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问题。
1996年3月至1998年3月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秘书长。现代经济发展方面最显著的一个历史进步，表现为每个经济体都得到了更多选择。投在国有企业、银行，既解决了国有股份具体代表的问题，也解决了多元化问题，不是汇金一家有养老机构、保险机构等，但目前这个力度太小，最好能再大一点，比方说30％或50％，因为是划拨，并不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此次金融危机，是少数最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转型调整的必然结果，它们在向更高层次转型，即物质性生产将进一步收缩，非物质性生产比重将进一步提高。
对中国影响较小，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发人深省《财经》：你说过，尽管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遭到了阵痛，但它们的经济转型仍在持续推进，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理由不加快经济转型。既有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性，又有社会环境的作用。
退一步，这么多人在农村生活就业，你怎么解决他们的生活富裕问题?由于对城市化必然性的认识不足，规划跟不上的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比如全国城市化布局，是以小城市、小城镇为主，还是大城市？很多地方需要小城市，但大城市也是需要的，超大型城市在经济上很可能更有合理性。但是，中国很大，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约束条件不同，难以一概而论。
但如果要恢复到欧美国家那样的生态环境，可能要花费超过这个数额十倍的代价。其次，加强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后的挑战，事实上已有很大成就。国会则更是各吹各的调，甚至同一党派同一议员自己的看法就相互矛盾，可能是良好愿望与邪恶私利兼而有之。郭树清：政府的功能不应忽视。这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同时，土地收益一部分转给社保体系，将农民全部纳入福利计划，也可以使农村人口城市化持续平稳，避免土地用途转变收益被挪为他用，甚至也可避免补偿农民的现金被农民自己挥霍一空。
其次，在国家竞争力上，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但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财经》：这种互补性变成现实的难度恐怕挺大。
但是，我们的国民福利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财经》：你所定义的世界经济失衡具有新意，能否为人所接受，有否改进的办法，换言之，如何实现再平衡？郭树清：我和很多外国的学者、官员、企业家、金融家都谈过这一看法，也许是出于礼貌，他们都说赞成。
除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增长有六个决定性要素，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对中国经济规模扩展影响不大，但另外三个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甚至北美、西欧和澳洲也有许多矿山、工厂和农场欢迎中国投资者去增加投入。
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显现的突出问题，主要根源还在于社会方面，其实质是社会管理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旧体制转变出来，没有建立起适应新型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危机只是发达国家经济在更高层次上转型的调整，即实体经济从原有的传统支柱产业中进一步撤离出来，向更高端服务业扩展延伸《财经》：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金融体系前景错综复杂。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转型比较顺利，但新增就业机会与劳动力状况是有矛盾的。中国的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分割、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更大得多。
世界上成功的合作几乎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再行动的例证，越是大事难事越是相反。《财经》：但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依赖房地产以及建筑业的，其中当然也包括就业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受困于资本短缺和商品匮乏，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根源。第二个难点是服务业比重低，国内因素就是城乡二元制度改革太慢。
尽管金融业的自我循环看似很复杂很高级，但它本质上不是进步和升级，其实是泡沫，迟早会破裂。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出口高度依赖进口，本币升值，进口价格便宜了，所以并不会完全转移到出口价格上去。
早在20世纪80年代，你就沉迷于一石三鸟的构想，提出把一定数量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收益划归社会保障体系，究竟是你的意识超前，还是时代在这方面发展过慢？或政策导向、偏好出了问题？郭树清：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财经》：不错，2002年6月布什发布了《美国住房挑战》白皮书，2003年国会又通过了《美国梦想：降低支付法案》，就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总而言之，行政体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社区管理改革、发展新型社会组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任务。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早该做调整了。
《财经》：其实政府的作用就应体现在这些方面，问题的实质不是大政府、小社会，还是小政府、大社会，而是政府如何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2005年中国就开始汇率改革，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20％，但同期美国对中国逆差进一步扩大。
《财经》：从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进程来看，城市化意味着现代政府的产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府很容易在扩大公共服务职能的情况下泛行政化或超越规则，导致市场化进程受到阻碍。原因有二：一是从上一年的大幅下跌形成的低谷反弹。
而在美国，房地产金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金融，号称最自由主义的美国一直经营着很大的准政府企业，这就是两房（房利美、房地美）再加上十五六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它们在向更高层次转型，物质性生产进一步收缩，非物质性生产比重更加提高。
